2020的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18.37万亿元,同比下降6.8%,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下滑的原因是流行病造成的居民孤立影响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尽管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自4月份以来,企业基本恢复了工作和生产,但由于海外疫情仍在蔓延,来自外贸企业的订单逐年减少。更严重的是,4月份的投资和消费仍在下降,给第二季度乃至全年的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如何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中国经济摆脱下行困境?中国能否在欧洲和美国实施类似QE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来刺激经济?

注册公司消费与投资的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承压

疫情防护所需的隔离措施及预期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同比大幅收缩,完全恢复常态需要较长时期。数据显示,前四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为10.68万亿元,同比下降2.16万亿元,降幅为16.2%,而上年同期值为增长8%。从当月数据看,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2万亿元,同比下降4.6%,上年同期值为增长7%,但环比增长7%,表明中国消费随着疫情影响渐退和全面复工复产,正在修复,但考虑到餐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在疫情防控时期仍受到较大冲击,比如4月餐饮业收入为2307亿元,同比下降31%,表明部分行业营收恢复正常需要较长时期。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虽有所收窄,但要修复至疫情前水平仍有较长时日。数据显示,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为13.68万亿元,同比下降10.30%,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为7.74万亿元,同比下降13.30%,而上年同期值为增长6%,表明民间投资对疫情影响更为敏感。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额降速环比收窄近6个百分点,据此推算,投资增速恢复常态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如果考虑到需求疲弱的不利影响,投资增速修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另外,占固定资产投资24%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收缩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前四个月投资增速为-3.3%,降幅环比收缩4.4个百分点,而上年同期投资增速为11.90%,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恢复之前的投资增速仍需要较长的时间。

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是否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明确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这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和国内挑战,同时表明中国政府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更加注重稳企业、保就业等涉及民生经济目标,同时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但稳企业需要投资或者减税的支持,而只有实现稳企业的目标才能实现保就业目标,因为就业机会主要来自企业,具体来说更多地来自民营企业。政府主导的投资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减税在财政收入收缩的背景下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为其财政赤字融资,引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在中国有争议的话题。

从制度上讲,中国当前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存在法律障碍,目前不具有可行性。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话题,由财科所的刘尚希最早提出,他建议央行以零利率从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所需资金。但现行《人民银行法》二十九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也就是说,当前通过人民银行从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各级政府债券,或者为其提供贷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都是不现实的。

从现实需求看,当前财政收支状况与货币政策工具相对充足并不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公共财政收入为6.21万亿元,同比减少1.05万亿元,降幅为14.5%, 另外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金收入)为1.78万亿元,同比下降9%,而同期公共财政支出为7.36万亿元,同比减少2071亿元,这样全国财政收支差为6307亿元,即总体保持收支平衡。不过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差异较大,但这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解决。从货币工具看,MLF成员银行可以用地方政府债券质押申请中期基础货币(MLF),这样可能解决银行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流动性问题。在国家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可以市场化发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实施激进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之现实必要。

中国财政支出因社会保障和福利类占比较低而具有弹性,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对冲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23.89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其中社会保障和福利类主要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三项,合计8.13万亿元,占总支出的34%,远低于美国65%的占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数据看,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冲击相当有限,6月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6%,较疫情发生前仅上升0.8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已经成功控制疫情,未来失业率将会稳中有降,这样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福利类不会大幅增加,而具有投资属性的财政支出包括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和交通运输三项,2019年的支出金额为5.95万亿元,占比为25%,在淡化经济增长目标而强调就业和民生的当下,可以适当消减此类财政支出,为通过减税实现稳企业保就业目标,同时减轻财政赤字压力提供选择。

中国应对浦东注册公司的疫情冲击的对策选择

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在投资与消费方面的潜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仅四十多年,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演变而来,当前中国部分经济政策具有一定计划经济色彩,比如北京对汽车的限行、限购政策,部分城市对房地产的限购、限售、限贷、限价等政策,尽管前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交通核动力,后者一定程度有助于实现房价的稳定,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应当以市场化政策取而代之,比如将购车资格与个人纳税贡献挂钩,并对高峰时段进入城区的汽车征收一定金额的拥堵费,这样通过价格手段实现城区汽车的分流。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实行对社保和个税未满一定年限的家庭征收一定税收(就像加拿大房地产调控征收15%的海外买家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等家庭符合条件后予以退回,这样比生硬剥夺其购买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此次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要求各地政府放开地摊经济,就是释放市场潜力的重大举措。

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投资性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类支出,增加社会消费能力。中国目前正坚定不移地推行市场经济,即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因而财政支出应更多投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实现二次分配的功能,同时弱化投资功能,因为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财政支出中在城乡社区事务和农林水事务两项支出合计4.81万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而2007年这一占比仅为13%,由于这两项支出多表现为投资项目,比如老旧小区改造,受益的仅为特定小区业主,这些小区房产升值却由财政为其买单并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将这些财政支出转向失业保障,则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消费的稳定。

减轻企业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实现稳定企业、保障就业的目标。自今年以来,政府免除了中小微型企业的养老金、、失业和工伤保险。免税期已延长至今年年底,这对降低中小微型企业复工和恢复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成本与工资的比例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数据显示,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养老保险率为工资的20%,医疗保险率为工资的10%,失业保险率为工资的5%,以上五项均为工资的35%(由于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为收入,所以可以排除)。如此高的社会保障率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也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成本占工资的16%,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率约为10%,例如菲律宾为12.9%,墨西哥为8.23%,泰国为10.2%,印度尼西亚为9%。这意味着在相同的基本工资水平下,中国企业需要支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因此,建议中国的社会保障率逐步降低到20%以下,这样才能真正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或者在企业劳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员工的税前收入,从而实现稳定企业、保障就业的目标。
 
目前,中国政府在防疫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企业在重返工作岗位和恢复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和消费潜力,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实现稳定企业、保障就业、抗击疫情的战略目标。